二十四城记

1958年，一家东北的工厂内迁西南。大丽（吕丽萍），1958年从沈阳来到成都，成为工厂的第一代女工，千里之遥的迁徙带给她难以释怀的往事。小花（陈冲），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厂里，外号 "标准件"，是工人心目中的美丽厂花。娜娜（赵涛），1982年出生，在时尚城市和老厂之间行走，她说她是工人的女儿。

三代厂花的故事和五位讲述者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营工厂的断代史。他们的命运，在这座制造飞机的工厂中展开。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的工业园区，位于市中心的土地被房地产公司购买，新开发的楼盘取名"二十四城"。

往事成追忆，斗转星移动。时代不断向前，陌生又熟悉。对过去的建设和努力充满敬意，对今天的城市化进程充满理解 。

《二十四城记》无疑是一部洗净另类，彰显主流的片子，无愧为一部大师级的作品，虽然比较“主流”地起用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牌明星，不过吕丽萍、陈建斌、陈冲、赵涛等演员在贾樟柯的镜头中确实无瑕，一个带着刺鼻水泥味的工厂的故事被呈现出来，无限接近纪录片，但却带着故事片的淡淡伤感、煽情，呈现出在电影院里很难购买到的抽象的回忆，但是等你走出电影院，在不经意中闭上双眼，影片中呈现的世界却无比具体，清晰而坚硬，比起剧情生动的商业电影在落幕之后的船过水无痕都更加真切。

影片最震撼人的是，它深刻指出了体制对个人的伤害，是一部反体制的电影，而且拍的如此直接与大胆，说明了旧体制的残酷与不合理。而这部电影的独创性在于，电影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它的电影方法也在反体制，不过反的是电影的体制。所谓的故事片或纪录片的框框，即是电影这个媒介给予导演的体制束缚，贾樟柯非常聪明地用到了双关--在电影结构上打破了其制约，在影片内容上又是深刻地反映了体制变革的个人伤痛，我们在《二十四城记》中看到一个导演的双重的反体制行为。

贾樟柯在《二十四城记》中实验过度，玩火入魔。焦点访谈式的镜头调度，唠叨不休的对白台词，煽情过度的历史伤痕。影片中夸耀的虚构与记录相结合的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已不属新鲜，更何况影片中记录与虚构严重脱节，专业演员分饰的三代厂花的凸显，却失去了与群众演员的灵活搭配和整体统一，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的玩火。而《二十四城记》不仅是电影的片名，更是电影里所指的楼盘，这样如此“明目张胆”的广告形式首先便是缘于开发商的投资，所以本片难逃广告嫌疑。

《二十四城记》从曲高和寡的文艺片，转向引发争议的所谓商业电影。不过这一次的转身根本说不上华丽，讲严重点是赤裸裸地向商业化献媚，急功近利地跳进了铜臭中。《二十四城记》用“伪纪录”的形式，通过七八个真实受访者和4名专业演员扮演受访人物的访谈讲述，力图把中国40年的历史变迁清晰地浓缩在电影之中。虽然沉淀在影片中的，仍是贾樟柯式的追问和反思，有着强烈的救世情结和人性关怀。但问题是，给观众来一些故弄玄虚，明目张胆地为楼盘做广告，已经不是向商业片转型，而是彻底地倒向商业化的怀抱之中了。《二十四城记》与其说是电影植入了广告，不如说是广告中植入了电影。

贾樟柯一直想拍摄一部以工厂为背景、描写产业工人生活的影片，为此 他曾先后在太原钢铁厂、北京首钢等地考察。2007年年初他偶然来到成都看到即将拆迁的 420厂，感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工厂的氛围与他的构想非常吻合，拍摄一部《二十四城记》的想法油然而生。但贾樟柯表示，在他的生活履历中，和工厂的交集很少，对于工人的生活并不熟悉，况且这部电影又离开了他熟悉的山西，来到他并不是很了解的蜀地成都，为此他决定展开长时间的实地采访。

2007年年5月到12月，贾樟柯几次来到成都进行实地采访，当时由本报和剧组联合发起的420厂记忆讲述者的征集还为《二十四城记》贡献了不少精彩的素材。在此过程中，贾樟柯亲自采访了超过30位讲述者，加上剧组搜集的其他素材，最后整理成为长达40万字的采访笔记，这些扎实的素材为后来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至此，《二十四城记》的前期筹备工作经过了一年的采访，40万字的采访笔记，历时一年的剧本创作终于完成 。

《二十四城记》采用纪录片和故事片双片同拍的结构。贾樟柯在这部影片的结构上搞了搞新意思，采用《史记》的体裁，将电影分为本纪、列传等几个部分。影片名字的构想来自真实事件，工厂改建成的大厦，名字就叫《24城》，他追根朔源，发掘不同时代与工厂相生相息的人的变化，24不仅是地标名，更有1天24小时、中国传统24节气等不同涵意。找到吕丽萍、陈冲、赵涛演出，是贾樟柯的安排，因为她们戏里戏外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域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