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女儿

东北沦陷后，农家妇女胡秀之的丈夫 被日军烧死，胡秀芝怀着国仇家恨参 加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一次，在向 敌人据点楼山镇进攻中不幸负伤。她 强忍剧痛返回连队，后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连队女指导员冷云的丈夫在城 市里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遇害。消 息传来，冷云压下悲愤，毅然接受带 领战士炸毁敌人军用列车的任务。在 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她们发现敌人部 队进逼抗日联军驻地。危急之中，冷 云一面派人送信，让联军及时转移， 一面率领十几名女战士牵制敌人于牡 丹江畔。然而敌我众寡悬殊，在敌兵 的层层包围与疯狂扫射下，最后只剩 下冷云等八位女战士。未几，冷云也中弹身亡。面对强敌，后临大江，胡 秀之等面无惧色，抱着冷云的尸体， 视死如归，投身于汹涌的波涛。

《中华女儿》作为凌子风、翟强联合导演，新中国成立期间摄制完成的最早表现革命战争的影片，之所以能够取得国际范围内的赞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凌子风个人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建国初期，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广大电影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和旺盛的创作力歌颂工农兵、歌颂新生活，他们充满真情实感，拍出的影片真实、朴素、具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而且当时党对电影事业的政策也较为宽松，多从创作本身出发，相应的影片创作反映就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形象出发，而不是单纯从意识形态宣传出发，主管电影的陈波儿也说：“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这一承袭自延安纪录片学派的现实传统成为影片《中华女儿》的最大特点---纪实性。这种纪实性的美学风格结合凌子风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激发出全新的火花，使电影作品的表现手段鲜明而丰富。凌子风在拍摄影片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之前创造排演“田庄剧”的经验，他将全体创作人员带到抗联战士生活过的密林，体验抗联战士的生活，完美运用实景来拍摄。因为当时的演员大多有部队生活的真实体验，所以表演起来她们几乎与真实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这样，《中华女儿》不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细致入微，而且环境气氛、叙事时空等都真实合理，从人物出发的同时也展现了广阔抗联战士艰苦战斗生活的横断面。影片结构自由，剪辑流畅，剧作上也不是一味的戏剧化，反而去强调生活的真实。凌子风深厚美术修养所练就的自觉造型表现意识加上新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师钱江对画面构图和照明设计的精雕细琢，使《中华女儿》在电影化表现手段上也尤为突出，从而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感染力。

该片是编剧颜一烟根据所作《八女投江》而来，成功塑造了八位具有鲜明性格形象的抗联女战士。特别是由张铮饰演的胡秀芝，她一开始并不是“高大全”的抗联女战士,而是随着影片的剧情推进有一条清晰的成长线：封建小媳妇—抗联女战士—中国共产党员—视死如归，英勇牺牲的抗日女英雄。这条成长线从今天看来几乎为今后新中国此类叙事体裁的电影作品（尤其是78年前的电影）确立了一种模式范例---著名导演谢晋的代表作品《红色娘子军》中女主人公形象建立也与之有近似的暗合。而八位女战士的角色刻画也是之后近三十年新中国电影中对于革命女性“男子气概化”塑造的“先驱”：所谓的异性相吸爱情也往往止步于革命同志的战场情谊。

该片的诞生源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东北电影制作厂加紧相关剧本的组织和拍摄工作，调遣人员进行“写工农兵”的创作，其中的“兵”就是指东北抗日民主联定罪。抗联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建议东影用电影形式表现抗联事迹。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于敏和颜一烟，二人分别编写了《赵一曼》和《中华女儿》。

颜一烟一开始接到剧本创作任务时颇为意外，因为她刚调到东影，而且之前从未做过编剧。时任东影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的陈波则激励她担负起党向给的任务。在陈的鼓励下，颜一烟马上赶赴东北各地搜集抗联材料，历时五个多月，涉足十多个城市，访问了一百多位参加过抗联的战士。她还特意钻过密林，体验抗联的游击战斗生活。在采访到的故事中，最令颜一烟感动并产生创作冲动的就是“八女投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