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毁灭

这是一部纪实性电影，逼真地反映了希特勒人生的最后12天，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

苏联红军已经攻入柏林，希特勒和情妇爱娃也躲到了掩体下。爱娃知道自己是来陪希特勒一起共赴黄泉的，但她并不后悔。即使在她向希特勒为妹夫求情遭拒绝后，她也和希特勒一起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婚礼。

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戈培尔决心全家一起陪着元首殉葬。他共有7个孩子，他和妻子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没有帝国的天空生长，在希特勒和爱娃自杀后也一同自杀。令人不胜感慨。

历史的真实通过镜头一幕幕重现。

《帝国的毁灭》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了对真相的揭露，它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反讽，而是最大限度保留了世界的复杂本性。这种简单化反讽混杂着盲目的道德优越感，使希特勒越来越远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变成了一个任由后代涂脂抹粉的邪恶符号——任何对希特勒做出的有悖于这种道德感的阐释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与莫名其妙的焦虑。对于奥利弗·西斯贝格来说，这一切似乎显得非常荒谬。

西斯贝格并没有把希特勒简单看作一个撒旦派到人间的使者，他以一种更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为诚恳的方式回首德国历史上这个最为黑暗的篇章，对历史提出了强有力的质问：为什么慈爱的父亲会变成邪恶的杀人怪兽，人民变得野蛮成性？为什么整个国家都在用一种如此荒谬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斯贝格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带来的痛苦，洞察历史事实和抵抗历史虚无的勇气让他迈出了有力的一步，以一种纪录片的方式，近乎客观地拍摄了这部电影。

剧照这是迄今为止反思纳粹罪行的最好影片之一。理由是该片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再让所谓的“魔鬼”充当人类良心的替罪羊。

希特勒无论是个多么惨忍的恶魔，但是我们仍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希特勒有温柔的一面，也有歇斯底里的一面，苍老而又绝望，特别是在濒临灭亡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性的流露。

剧照《帝国的毁灭》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日趋成熟。在对那段历史的艺术文化表现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信。评论普遍认为，德国人能够通过艺术形式来检讨自己的过去，这部电影拍出了德国人痛苦的自省，没有虚饰和隐瞒。

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批评说，写一个杀人狂的传记，不应该去叙述他如何参加晚会、爱听什么音乐、喜欢波尔多酒还是香槟。因为这些情调都不是历史关键，和纳粹与大屠杀没有任何联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批评说，再现历史时如果省略历史情境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意味着具有某种倾向性与不真实。

法国“集中营子女协会”主席赛吉克拉斯费尔德则认为有关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人们混淆了人的私有性与公共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主人士可能粗野地对待他的秘书，而一个独裁者会温文尔雅地伺奉他的家人，因此该片没有美化希特勒的意思。

布鲁诺·甘茨为了准备扮演希特勒曾在一家瑞士医院研究帕金森氏病人。

现存唯一的希特勒谈话录音为布鲁诺·甘茨准备角色帮了大忙。这份录音记录的是希特勒与菲尔德·马歇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的一次私人谈话。1942年6月4日希特勒意外出现，祝贺曼纳海姆的75岁生日。这个聪明的芬兰人秘密录制了列车车中的谈话——希特勒不允许私下录音和拍照。在这段大约11分钟的录音中，希特勒非常放松，语气平和，向曼纳海姆描述了他关于战争的观点。1992年，这段录音的两个副本之一被发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对它做了研究。

布鲁诺·甘茨2005年1月出席棕榈泉电影节时谈到，起先他并不想接受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角色，但在看了《希特勒的末日》（阿尔宾·斯柯达扮演希特勒）后，他意识到这个角色可以更有深度，于是接受了扮演希特勒的邀请。

德国国家民主党是一个著名右翼政党，是一些光头党和新纳粹的政治避难所，曾险些被联邦法院判定非法。卡尔·里克特是该党党员，他设法扮演威廉·凯特尔将军的一个助手，混进了电影。在被要求试穿军装，举起右手大喊“嗨，希特勒！”时他显得非常得意。电影制作人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他对所要求的任务实际上非常熟悉。

电影中希特勒一直盯着的画像人物是腓特烈大帝。

电影开始对特劳德·琼格的一段访问来自于2001年4月拍摄的纪录片《盲点》。因为严重的健康问题，琼格不能出席《盲点》的首映式。影片首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摄影师赶往医院通知琼格，她说：“我毕生的事业已经完成，现在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几个小时后，与癌症长久搏斗的琼格闭上了眼睛，享年82岁。

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玛格达·戈培尔正在给她的前夫生的儿子哈罗德·匡特写信——他的照片就摆在她的面前。匡特是二战中玛格达·戈培尔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44年，空军中尉匡特在意大利被盟军击伤俘获。

在电影中提到的37个真实人物中，罗查斯·米什是电影上映时唯一还活着的地堡生还者。

影片大部分外景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拍摄的，选择彼得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该城中有很多德国风格的建筑。二是城市里的很多街道没有或很少有现代广告和其他商业元素。

根据阿尔伯特·施佩尔和特劳德·琼格的说明，片中很多希特勒的政策都是准确的，符合历史事实。

当玛格达·戈培尔和斯滕费格医生出现时，戈培尔的孩子们正在读一本德语版的《萨姆猪》，这本书的作者是非常著名的英语儿童作家艾莉森·阿特里。

希特勒从自己衬衫上取下，送给玛格达·戈培尔的纽扣是纳粹党金徽章，这种徽章只发给1925年入党的高层党员。希特勒1933年为自己颁发了1号徽章，尽管他不是最早加入该党的党员。苏联人在地堡中发现了这枚徽章，并把它保存在了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的顶层。1996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现了这枚徽章并于2005年展出了它。2005年11月18日，在触发警报器的情况下，这枚徽章被强行偷走，直到2006年8月，还没有被找回。

科林娜·哈弗奇说在拍摄玛格达·戈培尔毒杀自己孩子那一幕时，她几乎崩溃。当戈培尔的孩子们一起唱歌时，布鲁诺·甘茨正抱着其中一个孩子在他的大腿上玩，他也有类似崩溃的感觉，因为他知道，这几个孩子马上就要被他们的父母毒死了。

该片在德国甫一公映便引发争论。在媒体热炒的影响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当月，《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元首的愤怒”：指本片中希特勒听到史坦纳将军没有发动进攻时，愤怒地咆哮，这一段常被网友借用，借“元首之口”，配上字幕进行恶搞。

影片中为戈培尔孩子调制安眠药时使用的厄伦美厄烧杯，是二战后的产品，烧杯上的标识显示的很清楚。

当埃娃·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被放到地堡外边一个洞穴中准备焚烧时，两具“尸体”为了躺平，都动了动腿。

玛格达·戈培尔毒死她的孩子走出房间后，立即蜷缩，靠在了门框上。在下一个镜头中，她却远离了门框，事实上，她没有时间移动。

逃离地堡的时候。马勒被射杀。当镜头切至他躺在地上的身体时，观众可以看到他的右脸颊有一处枪伤，但是在上一个镜头，枪响之后马勒倒地，他的脸上并没有伤痕。

希特勒4月22日会议上宣布的斯泰纳攻击并没有发生。

电传打字机打出的戈林来电时，他的名字和头衔出现在纸张左下角，当操作员撕下这张纸时，名字和头衔出现在了纸的右下角。

特劳德·琼格逃离地堡后，并不是简简单单穿过苏军队伍，然后骑上自行车逃到安全地点。真实情况是，她被强奸了数次，并被作为特殊高级纳粹官员关押。

该片的创作来自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琼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

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它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琼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影片从琼格的书里提取大量素材，赋予了希特勒极其人性化的一面。